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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代,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鉴于内忧与外患的同时困扰,几乎都要面对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。自从齐桓公提出:“尊王攘夷”口号以来,攘外必先安内似乎成了普遍的共识。南宋的着名思想家朱熹,就提出过必内修政事方可外攘夷狄的论点(1)a;明代的着名政治家张居正在阐述其治国方略时,针对“固邦本”问题,明确提出“欲攘外者必先安内”(2)a。崇祯朝的兵部尚书杨嗣昌,面对中原的农民起义与关外的满洲铁骑,向崇祯帝(即明思宗)提出“必安内方可攘外”(3)a。这其实是无可非议的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治明史者无奈地讳莫如深。笔者在撰写《崇祯传》时(4)a,对此曾作深入的辨析,本着秉笔直书的古训,略述己见如下。 一、“必安内方可攘外” 崇祯帝即位以来,时运不济,内忧与外患始终困扰着他,令他伤透脑筋。崇祯八年十月为凤阳陵寝遭农民军焚毁而颁发的罪己诏中,他沉痛地反思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,归结为“倚任非人”,“遂致虏猖寇起”,“虏乃三入,寇则七年”(5)a。 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,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,崇祯九年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,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,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京师。正在郧西征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,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,出任宣大总督,由安内转向攘外。 ..................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,接连不断地向皇上陈述他的治国方略,集中起来便是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:第一,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;第二,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;第三,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(1)b。这三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施政纲领,以后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,都围绕着这个纲领而展开。 ................. 奇怪的是,能言善辩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,只字不提何楷所指责的“市赏”、“招抚”之事,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。可见杨嗣昌不仅主张必安内方可攘外,而且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朝方面进行和议。这一点,正中崇祯帝的下怀,不久杨嗣昌被提拔为内阁大学士,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。翰林院检讨杨士聪曾说:“嗣昌此疏,论者谓入相之机括”(4)c,可谓一语中的。 樊树志:《崇祯: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》 http://www.readannals.com/article/view_149_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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